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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掘金“她经济” 女性市场需求能维持多久？******

　　新能源汽车掘金“她经济”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火爆，各大车企竞争日益激烈，越来越多品牌瞄准女性群体，纷纷推出针对女性消费者的新能源车。打出“更爱女人的汽车品牌”口号的长城欧拉、主打小巧可爱的五菱宏光MINIEV、推出女性配色的蔚来、在女性化妆需求上做文章的小鹏……新能源车企从外观、内饰、性能配置、营销等多方面作出针对性改进。

　　“女性配色”“女王座驾”“女性品牌”，新能源车企的动作能赢得“她”的芳心吗？如何看待车企对女性的关注？女性市场需求能维持多久？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访了多家新能源汽车销售门店。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动能强劲，2022年更是跑出了加速度。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11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产销再创新高，分别达到76.8万辆和78.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5.6%和72.3%，市场占有率达到33.8%。2022年前11个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625.3万辆和606.7万辆，同比均增长1倍，市场占有率达到25%。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兴起和女性消费需求的不断提升，汽车消费“她经济”已不容小觑，成为汽车市场新增长点。现在，马路上主打女性消费者的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比如欧拉好猫、零跑T03、奇瑞小蚂蚁等。

　　长城汽车推出专为女性用户打造的子品牌“欧拉汽车”，蔚来的“女王副驾”为女性用户提供专属大空间，还有汽车品牌专门推出女性配色或为女性车主打造交流分享平台……昔日以男性为主力消费群体的汽车行业越来越重视女性消费者的需求，“女性用户”“女性品牌”“女性专属”等词汇出现频率越来越高，产品设计和营销上也向女性越来越倾斜。

　　有分析认为，随着大量新车瞄准女性用户，如何在新能源汽车“她经济”下用差异化打法持续赢得市场，将是考验车企的下一关。

　　车企靠啥吸引“她”

　　绚丽的配色、复古的内饰、小巧圆润的车身、酷似甲壳虫的造型……在北京槐房万达购物中心的欧拉新能源汽车专卖店里，芭蕾猫车型虽然上市不久，但人气颇高。

　　新时代女性的个性化色彩越来越明显，瞄准女性的新能源汽车靠什么赢得“她”的芳心？记者走访发现，当今流行“颜值即正义”，因为颜值而选择一款车型的女性消费者不在少数。

　　女性专属特色让欧拉多款车型在颜值上显得与众不同。家住北京大兴区的郑女士回想起第一次看到欧拉好猫时的场景：“第一眼就被它的造型吸引了。车身以圆弧曲线为主，复古风格浓郁，精准击中女性用户的心理。”她说：“虽然欧拉好猫的动力性能和续航里程表现一般，但我最终还是被它的颜值‘俘获’了。”

　　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开始在外观设计上花心思。奇瑞QQ冰淇淋车的前脸灯组和尾灯采用“U”形大眼睛式的大灯设计，视觉效果小巧可爱，车身侧面采用硬朗线条勾勒出的“微笑”造型；小鹏P7外观采取流线设计；比亚迪汽车外观采取龙颜设计……

　　众多为女性消费者设计的新能源车型中，独特的配色不可或缺，关乎颜值高低，甚至与销量直接挂钩。记者在走访小鹏汽车门店时发现，汽车颜色呈现年轻化趋势。销售人员郭春然说：“因为购买小鹏的小姑娘越来越多，我们很重视这一现象，这款G3i推出了两款新色——星云米和次元粉，还有之前的天青绿，视觉观感年轻时尚，有不少女性消费者特意来了解这几款配色。”

　　提起五菱宏光MINIEV一定会提到它小巧的外观、鲜亮的颜色。它之所以能热卖，外观功不可没。相较于传统汽车千篇一律的车身颜色，宏光MINIEV的配色以女性喜爱的马卡龙色系为主：2021年3月，联合世界色彩研究机构PANTONE UNIVERSE(彩通)发布了3款马卡龙春色——柠檬黄、牛油果绿、白桃粉；9月又推出了马卡龙秋色——梅洛蓝和生椰白，春色清新俏皮，秋色温婉简约。2022年推出的马卡龙夹心系列内饰颜色和车身颜色相呼应，更显活力。

　　除了车身配色和颜值，新能源汽车厂商为了俘获女性消费者的芳心，在用车体验上为女性打造专属配置，如蔚来的“女王副驾”，吉利的樱花粉贴膜，小鹏汽车的补光化妆镜……这一系列举措满足了女性消费群体的实际需求，拉近了车企和女性消费者的距离，从而赢得她们的好感。

　　北京西红门荟聚中心的蔚来展厅内，来体验ES6车型“女王副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销售人员一边讲解，一边调整副驾驶座椅侧边的按钮，座椅下方缓缓延展出腿托，座椅靠背向后调节。“座位最大可以调节到160度，几乎平躺，再配合潮汐APP的冥想、小憩、呼吸等模式，可以在车内享受高质量休息。”

　　随着车市从增量竞争进入存量博弈，宣传营销也愈发重要。为了赢得女性消费者市场，新能源汽车在市场营销上也下足了功夫。

　　2021年，欧拉汽车高调官宣“更爱女人的汽车品牌”定位，随后开启了一系列快节奏营销动作，拉近与年轻女性消费者的距离。从复古旗袍秀、“欧拉女神城市生活图鉴”，到用奔跑展现女性魅力的“甜蜜跑”、鼓励让爱走出朋友圈的“欧拉爱游记”母亲节活动，再到掀起全网讨论热潮的好物研究所、喵星人研究院、乐活局……一系列营销活动显然很对女性消费群体的胃口，引来不少关注。

　　汽车车型、配置的命名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市场营销方式。如果说朝气蓬勃的配色、精致的外观会第一时间俘获女性消费者的“芳心”，那么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字也是被她们记住的关键。与传统汽车命名方式不同，新能源汽车更倾向于根据汽车外观、设计风格找到一个形象的名字，便于女性消费者利用象形思维将汽车名称、配置和车型匹配，加深对品牌、车型的印象。

　　东风风行将风行T5EVO女神版定义为“中国首款女性定制SUV”，哪吒汽车推出粉色系哪吒V魔女版，奇瑞QQ冰淇淋系列3款配置分别为布丁、甜筒、圣代……各种女性熟悉的词汇表述，都被移植到汽车领域，不断渗透到女性用户心里。

　　满足多元化需求

　　如果你认为女性购车只看颜色、外观，那就大错特错了。安全性、科技感、续航能力、品牌……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让消费者在选购时有更多考量因素。在走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对于女性消费者来说，外观作为第一印象，是订单成交的催化剂，但往往不是决定因素。

　　有女性用车调研报告显示，在影响女性购车选择的因素中，女性最在乎的既不是外观，也不是内饰，而是品牌与安全。“安全最重要。”比亚迪汉EV车主张潇洋说，“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兼顾续航和安全，在业界口碑很好，所以我就选了汉EV这款自己觉得颜值高、安全性也可靠的车型”。宝马经销商宝泽行销售人员则告诉记者：“女性消费者通常是先认可我们品牌，再在展厅内选择一款颜值较高的车型，结合预算等最后做决定。”

　　蔚来汽车门店销售人员表示：“女性消费者购车时往往会更关注车是否好开、好坐、好用，好开体现在汽车操控、辅助驾驶等功能上，好坐主要是座椅舒适程度、空间大小，好用则涉及售后服务、后期保养等方面。”来门店体验的秦女士就是看中了蔚来的免费换电服务，“就近换电很方便，车没电了不用担心找不到充电桩”。

　　女性消费者购车也十分看重舒适程度、智能联网系统以及信息娱乐交互功能等。走访过程中，有女性消费者告诉记者：“我购车并不只是看颜值，也会仔细研究各种细节和参数。个人感觉如今针对女性消费者开发设计的车型越来越注重功能和质量了。”

　　针对女性消费者，新能源汽车厂商有的放矢，在专属功能、智能化设计、辅助驾驶等方面均作出了积极改变，一些专为女性设计的功能以及质量也朝着精品化、精致化方向发展。比如小鹏G3i，其针对女性消费者加入了ACC自适应巡航、LCC车道居中辅助、LKA车道保持、加塞预警等功能。

　　欧拉申请了50多项女性专属技术专利，比如欧拉芭蕾猫开发的“守护模式”在驾驶座左下方设计了一个隐蔽按键，当女性驾驶员偶遇突发状况时，按下按钮便可将车内状况发送给预先设定的紧急联系人。此外，自动监测雨雪天气的“乘风破浪模式”、可监测后排儿童安全的“儿童模式”等均针对女性用户的用车痛点进行了针对性改进。

　　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注重为驾驶员提供亲切舒适的体验，比如小鹏P5的智能生活套装。“第三空间是这款车的一大亮点。选装的智能生活套装包括充气床垫、车载投影仪、车载冰箱、智能香氛系统等。”销售人员一边讲解，一边将前排座椅调成180度，放上充气床垫，“这样就可以像在家一样平躺休息，香氛系统会对睡眠环境进行实时监测，保证睡眠环境安全”。记者试驾蔚来ET7过程中，感觉踩踏板时脚感有明显提升，销售人员解释：“风琴式油门踏板具有防滑效果，驾驶员会有更舒适的驾驶体验。”

　　坐在蔚来ES6车内，销售人员孙亚超介绍：“中控台下是镂空设计，可以充当储物格放置手提包、高跟鞋等物品，无需再放入后备箱，对女性司机而言更方便、更贴心。”记者走访时还发现，氛围灯等营造驾驶氛围的设计已成为新能源汽车的标配。蔚来ET7汽车更是有256种氛围灯可供选择，给车内空间营造或温馨惬意或浪漫舒适的氛围。

　　越来越多消费者看重汽车的科技化、智能化。家住重庆市江北区的“95后”格蕾最近成为了小鹏P5的车主，在被问到选购原因时，她表示更看重汽车的智能创新设计，“可以语音控制全车功能，设置不同驾驶模式和动能回收模式，体验不同的驾驶感对我来说是有趣的事”。

　　在智能驾驶方面，高清摄像头、超声波传感器、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等组成的智能辅助系统帮助许多女性驾驶员解决了驾驶过程中停车难、控制不好车距等痛点。

　　此外，伴随着经济增长，汽车不再停留于工具属性，也成为消费者展示自我的平台。比如，宏光MINIEV把汽车打造成一个能被精心打扮的玩具，激发年轻消费群体的改装热情。在小红书APP上，#五菱宏光MINIEV改造#话题获千万浏览量，满屏都是车主玩家们的改装作品。市场调研统计数据显示，宏光MINIEV潮改比例超过72%。“改装后，开在路上的回头率特别高。”在不少年轻消费者看来，改装也是消费体验中的一个环节，乐趣甚至超过了买车本身。

　　不论外观还是性能，新能源车企针对女性消费者采取的措施效果如何？事实证明，已有新能源汽车厂商在女性汽车赛道上尝到了甜头。

　　五菱宏光MINIEV自2020年一上市即引爆市场，连续数月摘得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销量冠军，成为一款现象级产品，2021年五菱宏光MINIEV销量超40万辆。据统计，五菱宏光MINIEV女性车主占比超过60%。

　　2021年，欧拉全系车型累计销量达到13.5万辆，同比增长140%，跻身新能源汽车行业第一阵营。数据显示，欧拉的女性车主占比高达70%。

　　在竞争激烈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中，五菱宏光和欧拉的脱颖而出，显示出女性正逐渐成为车市存量竞争下新的增长极。女性是不可忽视的消费主力军。相关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拥有近4亿年龄在20岁至60岁的女性消费者，其每年掌握着高达10万亿元人民币的消费支出，“她经济”撑起的不仅仅是半边天。

　　此外，如此高的数据增长也源于近年来女性驾驶人数量的快速增长。公安部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机动车驾驶人达4.81亿人，其中女性驾驶人1.62亿人。尽管男性驾驶人的总数更多，但女性驾驶人增速更快，近年来以每年1300万人左右的规模快速增长。

　　业内人士指出，女性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有望催生更多女性专属汽车功能及产品，未来车企将会针对女性消费者这一细分市场，推出更多层次、多元化的新车型。

　　新赛道上如何走更远

　　谈到新能源车企瞄准女性消费者这一现象时，一名从业多年的汽车销售内训师向记者表示：“造车新势力起步较晚，缺少品牌积淀和用户口碑，如果不生产出特色产品，不做宣传，产品就无法获得曝光度，就无法打开市场。女性用户是目前市场的一片蓝海，所以一些新能源车企愿意在这方面做文章。”

　　对于新能源车企来说，女性市场的确是一个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但其市场需求能维持多久？该如何持续挖掘女性用户价值，突破营销框架？这些都是相关车企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谈到欧拉好猫的驾驶体验时，郑女士表示：“车内没有直接打开后备箱的按钮，每次都要下车手动打开，这一点很不方便，购车时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此外，她还谈到了欧拉好猫“换芯”事件。2021年，欧拉好猫因为“货不对板”，车机芯片上搭载的是旧款英特尔4核芯片，与此前厂家宣称的高通8核芯片不符，引发消费者维权。

　　这类事件显然极容易伤害品牌形象和市场扩展。如今有的企业为了走量，常常在宣传营销中为产品贴上一些新的技术标签，搞花式营销。但汽车在技术上具有较强专业性，越是如此，厂家越要更科学理性，谨防“营销翻车”。

　　女性市场是个好赛道，不过要想实现长足发展，还是得先做好本职工作，回归车的本质。不论是女性配色，还是打造专属女性品牌，如果过于重视女性设计元素和营销策略，而忽略基本的用车需求，甚至弄虚作假，可能会一时风光，但最终将被市场抛弃。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产品竞争力，售后服务跟不上也会导致品牌形象和口碑受损。汽车产品价值高，使用场景复杂，生命周期长，其与一般商品不同，在强调性能、价格、质量的同时，还必须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保障。

　　此外，车企还要持续进行市场跟踪调查，及时了解女性汽车细分市场新变化，关注消费者审美变化、汽车功能升级等，不断进行产品审美创新、技术创新，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发女性喜爱的新功能、新车型。在消费需求日渐多元、产品设计迅速更新的今天，没有哪家企业能够凭借“一招鲜、吃遍天”。要真正吸引“她”，归根到底要在创新上下功夫。

　　有人用美图手机的案例来类比，美图软件旗下的Meitu Kiss手机因主打自拍美颜功能一度风靡女性市场，后来随着各大手机品牌不断升级完善拍照功能，美图手机失去优势，最终告别市场。这给当下争相“宠爱”女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一点启示：颜值优先的背后，性能、性价比、安全性等因素同样重要。目标消费者单一、应用场景垂直，可以让车企在固定领域不断深挖、精耕细作，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限制和束缚。

　　新能源车企下一步如何打出更强的“女性牌”？提升产品力不容忽视。新能源汽车厂商不应该只是将护城河建立在性别基础上，还需不断完善车型布局、升级造车技术。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进入规模化快速发展新阶段，但也要看到，国内市场增长动力仍需进一步提升。车企应保持优势，乘势而上，聚焦芯片、新体系电池、车用操作系统等领域，持续提升自身能力。

　　从消费结构看，目前汽车市场消费升级趋势愈加明显，消费者在不同的消费情境下和不同的生命阶段中会有不同的优先需要。比如第一次购车时，用户主要解决出行的工具性需求，更关注安全、质量、价格、使用成本等基本需求，而二次购车时，对体验类需求和彰显类需求会更多。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车企关注女性消费市场，市场将回归理性竞争，除了汽车造型之外，将在核心技术、售后服务等层面展开竞争。借助于“她经济”获得成功的新能源车，要在技术研发层面构建更大优势，不断挖掘女性市场潜力，提升汽车技术性能，向精品化、个性化方向发展。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与路径******

　　作者：张小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教研部（中欧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必要性

　　城市风险的本质特征为“超辖区化”。城市风险并不总是内嵌于城市行政单元，它的发生地点、影响范围并不局限在固定区域，还可能超越特定的行政边界，向其他城市溢出。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在密集的城市人流中，病原体迅速传播会加剧风险蔓延和扩散的可能性。各类自然灾害潜藏着次生性灾害威胁，容易触发更大范围的灾情，如暴雨灾害，一旦上游河流决堤，很容易引起中下游城市的洪灾。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虽发生地点和影响范围相对集中，但不妥善的处理同样也可能对其他城市造成不良影响。城市发展中涌现的新兴风险，特别是技术风险、网络安全风险等，具有很强的复合性、联动性和叠加性，更可能产生超越空间范围的颠覆性影响。

　　我国城市风险防控模式具有典型的“辖区性”特征。我国采取属地管理模式应对城市风险。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国家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指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和采供血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人员发现本法规定的传染病疫情或者发现其他传染病暴发、流行以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时，应当遵循疫情报告属地管理原则。”基本法和单行法都强调了突发事件的本地负责、本地化解特征。

　　在面对“超辖区化”的城市风险挑战时，“辖区化”的属地管理防控模式难免会陷入失灵困境。一方面，它固化地引导行政人员遵循应急管理的属地思维，忽略了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权责配置与相互协作。当出现跨域风险和危机时，地方政府往往会在辖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驱动下“自扫门前雪”，片面强调本地的风险处置责任，忽视甚至搁置“共同责任区”风险问题，继而可能导致跨域风险问题的防控呈现出分散化、碎片化状态，并最终延误风险的最佳处置时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资源与能力难以适应跨域风险防控要求。地方政府基本形成了与属地管理模式相匹配的信息收集、报送程序以及资源调集、分配机制。当风险出现后，地方政府能够按照固定规范的流程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而城市跨域风险超越了单一行政区域范围，发展演变趋势不确定，表现形态多变复杂，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地方政府的风险治理权限，涉及到不同应急力量的博弈与权衡，仅仅依靠某一城市的属地管理模式显然很难产生成效。

　　基于此，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极为必要。跨域，顾名思义是跨越地域界限。由于地域具有明确的区划边界性，因此，跨域实际指向的是跨越不同的行政区划；而行政区划又有各自的法定治理权限，这意味着跨域更深层的是对单一治理权的突破。当风险的潜在致灾因子、可能承灾对象超出了城市的行政区划，城市跨域风险就产生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有三种典型情境：一是潜在致灾因子超出特定行政区划范围，涉及两个甚至多个城市辖区，如河流水位暴涨会波及流经的中下游城市。二是潜在致灾因子发生在某一城市范围内，而可能的承灾对象分布广泛，如火山喷发后的火山灰顺着风向飘至其他城市。三是潜在致灾因子与可能承灾对象分别分布在不同城市区划。这三种情况都超出了单个城市的治理权限和治理能力，需要采取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的重要类别和突破。协同治理是对原有治理范式的超越和发展，它强调在尽可能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同时，通过协力合作、共同行动的方式，最大可能地维护整体利益。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不同城市主体代表着多元利益，它们需要通过博弈协商、相互协作的方式，化解区域风险问题，实现区域利益和地方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是在一般性跨域风险治理的基础上，对治理的目标、过程和结果的更高层次追求。根据现有跨域治理模式分类，结合跨域风险治理的现实情况，可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划分出两种类型：上级政府主导型和平行区域自发型。第一种类型强调中央政府或者共同上级政府的权威性，他们是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发起方，掌握着治理过程中的决策权和指挥权。第二种类型则出于城市主体的自发性，不同城市特别是毗邻城市，出于各自城市发展的需要和维护城市安全的利益需求而主动形成的治理模式。结合实践看，平行区域自发型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运用更为广泛。总之，突破地理空间整合应急力量进行合作应对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将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趋势。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建构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核心是通过总体顶层设计建构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和体制。它囊括了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布局，同时还包括各城市共同体基于区域实践构建的治理体制、组织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职能配置和责任关系。它深刻体现了在服从中央政府关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最高指挥、协调权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跨域城市共同体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的模式特征。

　　第一，完善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我国城市种类繁多，行政结构复杂。从城市规模看，包括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从行政结构看，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等。这些城市在人口规模、经济实力、政治话语权上存在较大差异，完全依靠自组织、自我协调的方式，可能会陷入组织无序、协调不通、效率低下的困境。因此，中央从顶层设计层面进行总体布局、设定规范就极为重要。近年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统筹布局并积极推进城市跨域协同治理，打造了一套完善的规划体系、规则体系和组织体系，为城市群地方政府进行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示范。中央政府在强调区域合作、融合互动、资源共通、服务共享等区域发展的同时，还兼顾了风险、灾害、危机的安全统筹。

　　第二，探索“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厘清了应急管理实践中的政府上下级关系，为风险治理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制度保障。然而，现有的治理体制高度聚焦特定行政区划内的突发事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跨域风险这一重要类别。基于此，有必要建立面向跨域风险的新体制，以进一步规范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实践中的权责关系，特别是不同城市领导权、指挥权的配置问题。具体地，应形成“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综合协调是指不同城市政府应急领导力量组成的综合性协调机构享有跨域风险治理的协调权，履行综合协调、信息汇总、应急值守的职能，发挥跨域风险治理的运转枢纽作用。协同共治是指风险的发生地城市、波及地城市政府协同参与、共同治理跨域风险问题，以谈判、商议的方式达成跨域风险治理的最优行动方案。属地管理是在坚持综合性协调机构协调作用和跨域治理共同体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延续片区责任制，辖区政府仍然是本区划范围内风险事件的第一责任人和最先响应人，负责向综合性协调机构和其他城市传输信息，在配合跨域治理共同体风险处置方针的同时，负责应急处置本区域的风险事项。

　　第三，设立“综合性协调机构”为主导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健全的组织体系是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成效的关键力量。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的设计，既要兼顾中央政府在工作协调方面的权威性优势，还要尊重跨域城市政府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并妥善适应多元风险类别的外部情境。基于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组织体系要特别注重三项内容：一是构建中央层面的跨域风险协调办公室，规划全国范围内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工作，必要时还可以由相关部门参与到城市跨域的机构体系中。二是设立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毗邻城市要主动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由各地政府、应急管理相关部门主要领导人组建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将其作为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常设机构，发挥指导、协调的核心作用，保障跨域风险治理工作的常态化、规范化运行。例如，2012年，为了应对突发性跨界水污染事故，长三角二省一市成立应急联合委员会、预警应急指挥办公室和应急专项工作组等机构，制定跨域治污的行动方案并负责领导和组织落实工作。三是设立具体风险导向的跨域协同治理办公室。在综合性协调机构内，下设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主要类别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办公室，专门对接各自领域的日常风险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专业性。

　　第四，理顺各类机构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职能配置。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过程中，综合协调工作普遍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风险的不确定性催生了城市政府差别化的风险回应态度。风险是一种未然状态，具有发生的不确定性。部分存在侥幸心理的城市管理者，往往会选择采取消极、懈怠的态度回应跨域风险事项和合作治理活动，这可能会影响到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活动的实际进展和整体成效。二是城市主体分布在不同行政区，它们各自有着独立的治理权和多样的利益需求，跨域合作需要统筹的因素多，协调的难度也更大。为了克服双重困境，有必要进一步明晰协同组织机构的职能，加强机构的权威性和规范性。对此，特别需要赋予综合性协调机构以必要的实质性权力，发挥该机构的权威作用，确立该机构的跨域风险常态化预防与治理职责：负责起草跨域风险治理协议，编制风险防控预案，研究制定风险协作的重要政策、年度计划与合作事项，并负责组织召开跨域协调会议。同时，还要明确该机构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置、风险监控、风险沟通各环节的统一领导、指挥、协调、调度职能。当出现重特大跨域风险，超出综合性协调机构的应对处置范围和能力时，中央相关机构应及时干预，对风险应对处置工作进行统一领导。

　　第五，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责任框架。清晰的权力责任体系是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有序开展的重要保障。城市跨域协同风险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地方政府的权责关系不明晰，“谁主责、谁担责”的问题有时处于模糊状态。责任关系不明晰，即便促成了跨域协同治理活动，城市主体由于缺乏刚性约束，很容易在风险的治理参与、评估沟通、响应处置过程中产生侥幸、懈怠心理。对于愿意承担责任积极作为的主体而言，也难免会存在定位不明、把握不清的困惑。因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应当妥善配置权责关系，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责任框架。一要建立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责任体系，建立跨域风险治理的责任清单，明晰各主体单位在跨域合作、联合治理中的权责范围，实现重大跨域风险治理发生地牵头、波及地配合的组织模式。例如，《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灾难工作纲要》将建立协同应急责任体系列为五大工作内容之一，指出要“以区域应急联动综合预案为指导，研究确定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工作中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单位、应急队伍的工作责任，联合编制区域协同应急责任清单”。二是明确城市主体在跨域风险治理中的责任追究制度。以制定法律或者签订协议的方式，明确责任追究的主体、程序和方式。对信息上报不及时、不完全，甚至刻意隐瞒和虚报风险信息，以及不积极参与跨域联合协作，响应不及时，应急处置不配合等行为，给予严厉的责任追究和处罚。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顶层设计和模式体制，需要通过完善的运行机制设计来保障落实。当出现跨域风险时，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城市能够担负起单独应对风险的防控责任和能力。为此，需要通过各种制度或非制度性约束，鼓励各城市采取联合行动，维持稳定、持续和正式的合作关系。这需要重点处理好城市间三个方面的协同：一是目标协同。不同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主政官员治理理念上存在着差异，这决定了他们参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目标偏好可能会不太一致，对跨域风险治理的效果也存在着差别化的需求。相比于风险波及地城市，风险发生地往往有着更高的目标追求。而目标的不同又会带来城市主体行为选择的差异。因此，需要对主体目标进行调和，尽可能达成趋同状态，兼顾各城市切实需求的同时，保证目标的可操作性。二是过程协同。风险治理一头连接着常态，一头连接着应急态。因此，风险治理除了要衔接好跨区域的风险排查、联合指挥、跨域救援等全流程防控和资源供应、信息沟通等全方位保障的协同外，还要妥善处理常态与风险态转换时的协同关系。一方面，保证日常演练、风险监测、预防与风险识别、处置的高效衔接，确保跨域风险出现后，城市政府能第一时间从常态管理转换到风险处置状态，迅速调配资源进行响应。另一方面，还需关注风险应对与应急处置的协同，做好跨域应急管理的准备，以在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灾害后有充分的动员力、处置力。三是资源协同。主要是推进不同城市间应急物资、应急装备的协同，保证跨域资源供应体系完整、规范，在应急状态下能够迅速调配。

　　具体来说，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设计，包括沟通机制、评估机制、利益机制、信任机制等方面。

　　首先，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理以及风险监控这四个步骤中，自始至终都需要进行风险沟通。只有将风险的相关情况，包括风险来源、范围、特性、演变趋势等，传达给相关的人，包括导致风险的人、面临风险的人、需要进行风险治理的人，风险治理活动才有价值可言。跨域风险波及面广，涉及因素复杂，加上不同城市间的地理区位阻隔，信息的分布极为分散，各城市主体往往只掌握着本行政辖区范围内的风险状况，对整体风险情况缺乏判断，这会很大程度上限制风险治理后续活动的开展。因此，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是保障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良性运行的重要前提。一方面，依托统一信息平台，实现预警信息的常态化沟通。借助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等新兴技术手段，搭建现代化跨域风险信息平台，实时监测、追踪并实时共享自然灾害、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传统风险和新兴技术风险领域的风险源信息，保证跨域治理共同体能够在完整的信息链条下对风险的整体态势和演变情况进行科学的研判、评估，并提醒可能涉及的毗邻城市做好风险的预警预防和应对处置工作。另一方面，完善风险治理过程中的基础信息共享，实现城市基础信息的互联互通。风险是突发事件的萌芽状态，风险治理是应急管理活动的起点。各城市的跨域风险治理活动，除了做好一般性的风险处置活动，还要共同应对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突发事件甚至跨域危机后的管理活动。因此，城市之间还需要就应急基础信息达成充分沟通，如及时共享城市人口总量与空间分布、应急物资储备、应急队伍规模、应急技术配备等情况，以便充分识别各城市的资源储备情况，明晰区域整体的应急储备短板，以更好地进行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

　　其次，构建合理的评估机制。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一项长期工程，具有时间周期上的持续性和持久性，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也不是某一次风险治理活动就能终结的。因此，及时地发现问题，针对性地改进问题，为之后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积累有益经验就极为重要。这需要依托合理的评估机制，对治理过程中的表现、治理绩效等进行评估。在评估主体上，需要综合性协调机构、跨域城市共同体、第三方机构共同参与，形成以学术机构、专业团队等第三方机构阶段性评估为主，综合性协调机构与跨域城市共同体定期自评为辅的评估体系。在评估内容上，一是针对风险治理活动的评估。还原风险治理情境，就应急预案、治理协议的有效程度，风险预防、评估、处置工作的及时程度，资源准备、信息交流的充分程度，风险应对效率情况等主要内容进行评估和改正，更新和完善风险治理模式与工作机制，推动城市风险治理工作更加有序地开展。二是面向各参与治理主体的评估。确定综合性协调机构在跨域风险治理中领导、指挥、协调行为的有效性情况，掌握不同城市在风险协同治理各个环节的相互配合情况，了解各城市主体参与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成本投入、工作成效和责任履行情况。在评估结果的运用上，要实施明确的奖惩结合方式，加大有效经验推广力度。

　　再次，建立清晰的利益机制。对于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不同城市政府主体而言，首先需要调和、平衡的就是政府利益关系。建立利益机制是保障参与主体充分享受利益，实现利益分配最优化的重要渠道，它包括利益共享和利益补偿两个部分。其中，利益共享是跨域风险治理的前提，有效的利益共享有利于维系跨域风险治理活动的稳定性、持续性。但现实中，不同城市政府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收益是不均等的。当跨域风险被成功化解，它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风险转变为突发事件后的社会经济损失，这一潜在收益对风险发生城市体现的尤为直接和明显。而对于风险波及地城市而言，不仅获利十分受限，还不可避免地存在成本投入损耗问题，这种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失衡很可能会破坏城市政府参与的积极性。利益补偿机制旨在化解这一问题，它通过调和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保障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帮助跨域协同治理维系长远发展。然而，具体到城市跨域风险治理领域，相关的利益协调机制和资源补偿机制尚未成型。未来可尝试结合区域间共补和第三方激励两种渠道，丰富专项基金、资金补偿、专业人才培训、应急平台搭建等补偿方式，鼓励跨域城市共同体就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的利益关系达成共识，努力实现区域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构建稳定的信任机制。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各城市主体拥有平等且独立的治理权，缺乏来自治理体系和整体性治理理念对跨域协同的制度硬约束。基于此，寻求一种有效的、促进合作的软约束显得极为重要。信任机制是软约束体系的重要内容。信任的本质是承诺被兑现的程度，高水平的信任不仅能促进合作的生成，同时还能保持合作的灵活性与持续性，并降低合作成本。维系主体间的相互信任是达成城市区域内外安全合作的必要基础。为此，一方面，要积极打造跨域城市共同体自身的政府信誉，结成地区性信任联盟。大多数的城市政府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都面临着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难题，这增加了它们资源投入的风险以及跨域合作的监督成本。通过鼓励政府主动守信，并在跨域合作中结成信任联盟的方式，塑造城市良好的信誉形象，营造跨域间的互信文化。另一方面，要构建与信任机制相匹配的监督机制，纵向上强化综合性协调机构对跨域城市共同体守信情况的监督，横向上实现各城市主体相互之间的联合监督。在此基础上，增加城市政府违约失信的成本和代价，以帮助增强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共同体的守信意识和信念，促进信任关系的建立和维系。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